拉米夫定片的功效与作用(...脂+拉美夫定,不是先天性,是否可以不吃药了)

一、博尔赫斯和拉美文学的关系

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博尔赫斯的作家姿态是极端精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他在《沙之书》中曾经写到：

“我并非是为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对博尔赫斯而言，文学与政治是截然分开的，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学，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他相信，文学就是文学——一种不把自己伪装成任何别的东西的虚构故事。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技巧，一个言语的产品。博尔赫斯1944年出版的《杜撰集》，其中6篇新作被加上“技巧”的总标题，拉美文学研究权威莫内加尔教授认为这宣告了他的信仰。有时候，他甚至走得更远，在《诗与玄学》直接宣称，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而在拉美本土语境中，博尔赫斯的“纯文学”观的确构成对主流的现实主义以及追随苏联的左派批评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挑战。但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六七十年代，在承诺主义文学占主流的拉美文坛，博尔赫斯的这种作家姿态与立场受到尖锐指责。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博尔赫斯的作品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非同一般，但后者从不承认。巴尔加斯·略萨也提到过，博尔赫斯曾经在他们那代文学青年之间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他年轻时就如痴如醉地阅读博尔赫斯，并屈服于后者的文学魅力，但他却“使出浑身解数”，“以萨特式的刻薄极力要证明：一个按照博尔赫斯那样写作、说话和行事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一些‘响亮但空洞的大话’”。相当长时间之内，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坛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的个人主义写作宣言使其在那个文学介入现实、参与变革的年代里颇为落寞。

博尔赫斯那段煽情的文学告白在8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在积极肃清“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里，可以想见，这一“纯文学”的宣言易获认同。而89年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伤痛，迫使知识界痛苦地进行自我检省与重新定位。于是，比起左拉、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或许博尔赫斯“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更符合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90年代中国“学人”的自我想像。他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是90年代“个人化写作”最富诗意的旗帜之一。先锋作家鲁羊“在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段文学独白的偏爱和热情”。孙甘露则在一篇随笔的结尾处“为某些日子某些场景某些人朗读”了博尔赫斯的这段独白。

与中国对博尔赫斯的去政治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博尔赫斯虽然强调文学应该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承诺，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不问现实政治。事实上他经常对政治问题畅所欲言。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写了一本书——《红色的旋律》（或名《红色的圣诗》，博尔赫斯自己记不清了），其中有多首歌颂俄国革命的诗篇。二战期间，他公开支持英国。这不仅源于他对纳粹主义的厌恶，同时源于他的英国血统。1940年12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庭》杂志头版发表了博尔赫斯一篇富于攻击力的文章《亲德派的定义》。后来他还加入阿根廷保守党并在大选中支持后者。总之，他并非中国读者所想像的那样远离政治。其实他一生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即他始终是坚定的反庇隆主义者。

关于博尔赫斯，人们一直以来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他非常推崇惠特曼。他说过惠特曼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诗人。在一篇谈论政治诗人的短文中他曾经写到：“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都没有找到它们的沃尔特·惠特曼”。毫无疑问，他承认惠特曼是政治诗人，但对博尔赫斯来说，惠特曼意味着一种政治与美学平衡的理想，一份再现现实复杂性的雄心。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接近这种理想。博尔赫斯对暴力的关注，他的幻想美学不能说与他对庇隆的十年统治的反感完全无关。庇隆时期，博尔赫斯在乌拉圭一次关于幻想文学的演讲中指出，幻想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逃避，相反，他认为幻想文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复杂地理解现实。这种文学是用隐喻来表达现实。莫内加尔曾经说，博尔赫斯对庇隆的描述其实是博尔赫斯自己的恶梦，但“博尔赫斯把他的恶梦强加给我，最后我感觉到空气凝滞了，墙壁狰狞可怖，不断重复的名字像幽灵一般。他的环境在平庸的现实里创造了一座迷宫，我也迷失在其中。”（莫内加尔：《生活在迷宫》）这正道出博尔赫斯式的叙事的力量所在。因此卡特·维洛克（Carter Wheelock）说，尽管博尔赫斯明确表示对文学为公众服务问题不感兴趣，但他仍然是一个承诺的作家（committed writer）。（卡特·维洛克：《博尔赫斯承诺的一面》，《现代小说评论》，印第安纳，1973年秋季号）博尔赫斯不仅在文学上是革命的，他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即文学的方式联系着现实政治。没有博尔赫斯源自斯宾塞的怀疑主义而对历史、对知识、对信仰进行的解构，就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60年代小说家对拉美的殖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化叙事的颠覆与重写。80年代中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60年代小说家的接受经历了一种非政治化的过程，而在90年代对博尔赫斯的接受中，这种逻辑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语境中的“纯文学”与“纯学术”的倡导，无疑“是在巨大的创伤与失落之后的、一次由广场到书斋的后退动作”，但它不仅是一种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退守，同时也是“一份固守知识分子的操守的选择”。（戴锦华语）正如陈平原后来回首90年代最初几年的写作心态时所说，“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因此，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在于他们对“纯文学”或“纯学术”的坚守其实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对抗姿态，正是哈维尔所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在陈寅恪和顾准的个案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建构为“纯学术”的他者，而在对博尔赫斯的“文化英雄”书写中，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治下的阿根廷成为“纯文学”的他者。由于博尔赫斯一生都坚定地反庇隆主义，因此他在“反极权主义”这一层面再次获得“文化英雄”的指认。

博尔赫斯同庇隆的渊源起始于1945年10月，当时庇隆刚刚在阿根廷升任为将军。正在乌拉圭演讲的博尔赫斯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回国之后，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的反庇隆宣言上签名。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市政厅告知，政府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他当时是该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将一位重要作家提升为鸡兔稽查员毫无疑问是一种侮辱。博尔赫斯自己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站在盟国一边，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庇隆政府选中他。但博尔赫斯的红颜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说家埃斯特拉·坎托说，庇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任命博尔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可能源于文人相轻。不管怎样，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从此博尔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统治时期，博尔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埃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埃娃·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中国最早讲述博尔赫斯反庇隆事迹的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王央乐。他提到博尔赫斯在庇隆执政期间“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职务，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一事。后来很多介绍博尔赫斯生平的文章都要突出叙述此事。比如吴启基在《魔幻文学鼻祖——博尔赫斯》中这样写到：

“当时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馆长，却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参加签名请愿运动，并撰文尖刻嘲讽庇隆夫妇，终遭免职，降为市场稽查员，且常常接到匿名恫吓电话。庇隆之后，他官复原职，擢升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也被邀到美国讲学。”

而亲自拜访过博尔赫斯的胡积康在回忆文章中又有如下描写：

“老作家看上去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但是他性格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1946年，庇隆执政不久，博尔赫斯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图书馆长职务，派为市场家禽稽查员。他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声援。一九八○年三月，阿根廷各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老作家带头签了名。……博尔赫斯可谓德高望重，且又被称为拉美的文曲星……”

以致到了90年代，博尔赫斯因反对庇隆而被去职已经是一件基本事实，大大小小谈论他的文章总要提到此事，以突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下不畏强权的高贵品格。1999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的时候，国内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标题就是《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这种叙述非常类似于国内书写“反右派运动”和“文革”历史中的右派与知识分子命运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被同陈寅恪、顾准并置，被书写为“文化英雄”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关于博尔赫斯反极权主义的描述却遗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博尔赫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是同当时阿根廷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当时，知识界被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一分为二，不是反庇隆主义者就是庇隆主义者，没有中间立场。而阿根廷作家多数是反庇隆主义的，加上博尔赫斯被迫离开图书馆，他选择反庇隆主义的立场不足为奇。但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被“选定”来扮演这一角色。一个例证是，阿根廷作家为他的辞职举行时，作协主席、共产主义者奥尼达斯·巴尔莱塔高度赞扬了博尔赫斯，称颂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者低头”，他说“从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个阿根廷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巴尔莱塔的讲话一同被发表在左翼杂志《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尔赫斯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极权主义的象征。”正如莫内加尔所指出的，这也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却“坦诚地担当起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义高涨的时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协会推选博尔赫斯出任主席，因为他是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它的性质至今史学界难以断定。但在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作群氓的表现，而完全不考虑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和“第三立场”理论。（值得深究的是，中国的拉美历史研究界对庇隆主义其实一向正面书写较多，然而文学界却没有人注意到在史学视野中的庇隆和文学家笔下的庇隆可能大相径庭。）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仇恨庇隆的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的幻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其实更多是以一个文学家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对任何颠覆了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都颇为激动，都视作“革命”。第一次将庇隆赶下台的洛纳尔迪将军（Eduardo Lonardi）代理总统没多久，博尔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谋得国立图书馆馆长之位。1955年10月，他亲自到总统府接受洛纳尔迪的任命。一个月之后，后者被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另一个将军取代。阿兰布鲁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被指控、被杀害。但是博尔赫斯却接受了阿兰布鲁政权颁发的全国文学奖。因为政府同样要在文化领域清算庇隆主义，而博尔赫斯是“新宣传的最佳载体”。（詹姆斯·伍德尔：《书镜中人》）1976年3月，当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被推翻，博尔赫斯公开对军事政变者魏地拉将军表示支持，并和独裁者共进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后，就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3万人遇害和失踪，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黑暗的“肮脏战争”时期

庇隆政权的性质十分复杂，博尔赫斯只看到他富于煽动性，喜欢个人崇拜，却对庇隆扩大对工人阶级的福利、试图建立阿根廷民族工业等政策视而不见。庇隆之后的军政权以及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性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无疑问的右翼法西斯统治，但博尔赫斯却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反庇隆极权的同时却和另一些极权者合作。

因此在拉美，博尔赫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为了表达对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权的激愤，脱口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这样的言论激起拉美知识界的愤慨和公开抗议。1976年底，博尔赫斯又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的另一个大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一次真正当选，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也是聂鲁达的好友）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但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就将博尔赫斯没有得奖的批评完全指向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指责委员会过度政治化，不以文学而以政治的标准决定获奖人，而从来没有检视博尔赫斯本人的问题。本土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拉美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一位由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声名鹊起，一位由于被诺贝尔文学奖抛弃而备受推崇，可见当时文学话语的斑驳和矛盾。

前文曾提及，对博尔赫斯的“反极权”、对纯粹的知识、文学的孜孜以求等神话式的书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了90年代以来本土知识界对自我的一种想像与建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陈平原语）这一系列建立在官方/民间、政治/学术（文学）的绝对二元对立之上的姿态却已然蕴含某种价值判断。而在中国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冲突和论战之中，这一判断被“自由派”推向极端：反官方的、反体制的、坚持纯学术、纯文学的就是英雄。而不追问反的是何种官方，坚持的是什么学术。从“自由主义右派”到“反极权主义”的英雄，在中国对博尔赫斯的英雄化书写中一以贯之的恰是类似的逻辑。事实上，直到1986年博尔赫斯去世，他的文学成就才在拉丁美洲获得公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拉美文化界对他逝世的集体悼念表明，被西方奉若大师的博尔赫斯最终被拉美接受为自己文化的骄傲和象征，没有人再指责他那些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言行。巴尔加斯·略萨在纪念博尔赫斯的一次讲演中说，“我们这些用西班牙语从事写作的人们欠博尔赫斯的债是巨大的”。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拉美文学家对博尔赫斯的重新评价同拉美革命落潮、介入现实的承诺文学随之衰落、拉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自身密切相关。而本土恰在此时开始大规模翻译博尔赫斯，之前的历史于是被遗忘。因此对我们来说，博尔赫斯是无历史的，他似乎生而伟大。当博尔赫斯超凡入圣时，对庇隆式的——某种意义上联系着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另类政治实践的审判宣告完成，而另一类真正的军事独裁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罪行却被抹去不见。“书写文化英雄”的意识形态效果由是昭然，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被赋予的反极权意义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历史的。所谓“文化英雄”的绝世独立，指的是同左翼政权的不合作立场。当然，由于庇隆政权的性质难于确认，因此赋予博尔赫斯“文化英雄”之名更多地是出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某种一厢情愿地解读。于是中国对“文化英雄”的书写重点在于他们如何在历史暴力中诞生，但是“文化英雄”群像的浮现事实上参与的却是“告别革命”的话语建构而不是告别历史暴力自身。因为如“肮脏战争”一样的另外一些历史暴力在这一书写过程中并不可见。90年代的博尔赫斯式的“文化英雄”书写，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一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表征。而博尔赫斯反庇隆、反古巴、反社会主义但并不拒绝全球文化市场将他国际化，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几乎是“完美立场”。

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等等，在博尔赫斯笔下乃是何等的确定而又不确定：它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颠倒过来。于是，镜子不再是镜子，而是无限繁衍的“交媾”；迷宫也不再是迷宫，而是世界复杂的本质；梦幻也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虚无的显证；书籍也不再是书籍，而是宇宙浩淼的载体——譬如《皇宫寓言》中的诗，譬如《红楼梦》里的梦。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诗创造了皇宫，还是皇宫创造了诗；也不知道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梦孕育了红楼。博尔赫斯甚至完全以《红楼梦》第一和第五、第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仅说《红楼梦》是幻想小说，而且认为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惟一目的便是使神话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回头看去，博尔赫斯却是猛走了一段弯路的：从一个讴歌革命的“表现派诗人”到钟情自然的“惠特曼传人”到崇尚创新的“极端主义分子”到偏爱游戏的“弗罗里达作家”……他一直在选择，一直在徘徊，直至最终义无返顾地遁入虚无主义并永远成为那个古老家族的一员，这使他长期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种种现实主义作家格格不入。

时移世易，博尔赫斯从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不屑变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不凡。这其中倒有被选择的因素。尽管这种选择归根结底仍取决于他的选择。作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博尔赫斯张开双臂拥抱外国文化。这使得他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堕落的“外国”作家。而当世纪末意识形态淡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博尔赫斯又成了一个让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当然，博尔赫斯现象不仅仅是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那么简单。但是，由于博尔赫斯们和马尔克斯们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迎刃而解”。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兼学者。年青时随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等地求学。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

1935年，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引起阿根廷文学界重视。1941年出版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他最具开拓意义的作品，此后《阿莱夫》、《布罗迪报告》诸集愈臻其妙，以丰富的叙事手法构筑了作者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

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还体现于篇目众多的谈艺妙文，那是20世纪经典作家的智慧之门。从早年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到逝世后结集的《私人藏书：序言集》，他的随笔集几乎组成了一部艺术圣经。

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20年之久，还做过18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失明，仍以口述创作。

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未能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包括他在内的20世纪几位顶级大师——普鲁斯特、鲁迅、乔伊斯、卡夫卡等，均与诺奖无缘。

做过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博淹群籍，精通多种语言，以致被视为一个图书馆，或者“作家们的作家”。晚年的博尔赫斯虽然双眼失明，但藉着想象和智力，似乎更真实和充分地生活在书籍和文字构筑的世界中，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因此，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

“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译者全部经过博尔赫斯助手、遗孀玛丽亚?儿玉女士亲自过目认可；

译者王永年先生，高级译审，来自新华社，中国最优秀的博尔赫斯翻译家，他几乎精通欧洲所有重要的语言；在正式着手翻译以前，他先期翻译了一本《博尔赫斯传》，以寻找更为精准的语感

译文兼具信、达、雅，极好地传达出博尔赫斯“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风”。

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说：“博尔赫斯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文笔像数学一样简洁。”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勃拉绪伍德干脆将其视为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他说：“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把美国文学分成两个时期：博尔赫斯之前和博尔赫斯之后，我觉得此说不无道理。”

•墨西哥著名诗人、塞万提斯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说：“博尔赫斯

二、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的剧幕信息

时间：十七世纪。地点：苏格兰。，叙述悲剧的前提，庄严肃穆地奏起暗示悲剧气氛的前奏曲，然后开幕。

第一场，雷文斯伍德家庭院。贵族阿斯顿与雷文斯伍德的儿子埃德加是仇人，阿斯顿不仅是拉美莫尔的领主，也统治着雷文斯伍德城。（前奏曲与合唱）阿斯顿的心腹诺尔曼卫队长与装扮成猎人的队员搜查蒙面男人，因为阿斯顿杀死了雷文斯伍德，掠夺了他的城堡与财产，埃德加住在城中，一直伺机报仇。于是他们为了“揭开那可怕的秘密帷幕”，就急忙前去搜索。

阿斯顿带着跟随露契亚的牧师雷蒙德上场，阿斯顿在政治野心的驱使下，参加了一项阴谋活动，这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他为了摆脱困境，他想把妹妹嫁给曾怀恋过她的宫廷实力人物，阿瑟?巴克洛勋爵。阿斯顿怒气冲冲地向雷蒙德诉说露契亚哭着拒绝和巴克洛结婚之事，雷蒙德恭顺地为露契亚辩解，说她至今还在为母亲的死而悲伤。诺尔曼听了这段话之后，透露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诺尔曼唱道：《公主正陷入情网中》，告诉他露契亚好象经常在黎明前与埃德加幽会，听了这个消息，使阿斯顿非常愤怒，唱着《激烈的痛苦》：“你这小子真残酷，用这丧气话引起我心中的烦躁”！他陷入疑惑与愤怒的感情之中。

这时猎人们回来，合唱“在寂静的黎明时，有一个男人骑着跨着骏马从森林走去，有人看到他就是埃德加。”完全证实了诺尔曼所提供的情况，亨利听不进雷蒙德对他的劝解更加愤怒，唱着《只要是复仇的事》：“他说，邪恶的爱情必须用鲜血剔除，要用他（埃德加）的血来熄灭那邪恶的火焰。他下决心要报仇。

第二场随着木管乐器与竖琴所演奏的描写森林美丽而安静的音乐声换了场景。月夜中雷文斯伍德城边一处有喷泉的花园入口。

露契亚带着侍女艾丽莎上场，露契亚看到喷泉，立即把视线移开。艾丽莎问她害怕什么，她说：“在喷泉那儿，雷文斯伍德家的一个男人因嫉妒而杀了所爱的女人，我看得见在泉水中的幽灵亡魂。”

在抒情曲《四周被寂寞包围》之后，露契亚又说，“每当午夜月光照在泉水上时，就能听到呻吟声。亡灵好像要邀请我消失掉身影，然后泉水就会变成血红色。这可能是亡灵的警告，也可能在预示我以后的命运。”了解这个秘密的艾丽莎提醒露契亚要多加小心，并劝她中止和埃德加的恋爱，但露契亚此刻正沉醉在爱情之中根本听不进去艾丽莎的劝告，唱起了温柔的抒情小曲：“漆黑的夜色笼罩下，周围一片寂静”，他是我心灵的光芒，是痛苦的慰藉，我的心被那燃烧着的炽烈热情弄得心荡神驰，我无保留地敞开胸怀。”这时埃德加骑着马走过来，于是艾丽莎自己回到城里去了。埃德加告诉露契亚：“我身负政治使命，必须在黎明前赶往法国。我想在出发前与阿斯顿讲和，要求他同意他们的婚姻。”露契亚却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埃德加听完露契亚的话，心中又燃起了仇视阿斯顿的怒火。他反问：“难道杀了我的父亲又夺了我的财产的阿斯顿还想杀我不成?”然后是二重唱《在双亲安睡的墓园》。埃德加表示：“他曾发誓要报仇，但与露契亚相遇之后，愤怒也跟着消失。”露契亚则唱：《请把气平息，只让爱在心里燃烧》。是露契亚的爱，消除了他的怒火，二人交换了戒指作为永不负心的凭证，他们又互相发誓“永远真诚”然后才分别而去。第一场傍晚，在阴森可怕的前奏声中开幕。雷文斯伍德城中阿斯顿的房间。

引子与宣叙调。阿斯顿与他的心腹诺尔曼，正在绞尽脑汁考虑说服露契亚的办法。诺尔曼告诉阿斯顿：“我已经拿到埃德加给露契亚的信，如露契亚拒绝和巴克洛结婚，可以伪造一封埃德加变心的信。”阿斯顿听后表示可以依计行事。

这时脸色苍白的露契亚，用遭受深重的苦恼而近似发疯的眼神，诉说着对哥哥的憎恶和内心的痛苦：“令人毛骨悚然的苍白色，笼罩着我的面孔……”阿斯顿却指责妹妹的恋爱，叫她放弃埃德加，中止这无望的爱情，但她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于是阿斯顿就拿出诺尔曼伪造好的信交给她说：“既然如此，你看看这个吧。”露契亚接过信见上面写着埃德加背叛了她。露契亚悲痛地放声哭唱《哭泣吧，悲伤吧》，阿斯顿接唱《为那邪恶的诱惑者》后远处传来庆典音乐，露契亚问发生了什么，阿斯顿告诉她，为拯救他的命运，露契亚必须嫁给巴克洛。露契亚沉浸在哀痛中，唱了一首《如果你背叛了我》，阿斯顿继续逼迫妹妹，如你不答应这桩婚事，等于杀死哥哥，露契亚痛哭的精神恍惚。牧师雷蒙德上场带来一个令人悲哀的消息：“埃德加捎来的回信，在中途被人抢走了。”他劝告露契亚；“事已如此也只好让步。”露契亚终于在多重压力下，答应了这桩婚事。

第二场，城内大厅。抒情曲

骑士们与贵族为欢迎巴克洛而高声唱道：“多亏您，到处都感到无限喜悦而变得活跃起来”新郎巴克洛高兴地回唱着：“阿斯顿的友情如黑暗中出现的一颗星星”，众人应和。露契亚梳妆打扮成新娘的样子，在侍女艾丽莎与牧师雷蒙德的护送下走来，她已经哭得泣不成声。阿斯顿为此感到狼狈不堪，他对巴克洛遮掩说她是因为母亲死去而哀伤，并强制露契亚在结婚契约书上签名。露契亚被哥哥的困境和恋人的背信弃义弄得心碎，她不顾一切地签了名，随后巴克洛在结婚契约上也签了名。此时阿斯顿感到满足。这时身披大斗篷的埃德加突然出现，露契亚昏倒。四重唱《是谁在阻挠》，埃德加说自己一定要制止今晚的订婚仪式，因为我们彼此相信爱，我领走露契亚。阿斯顿、巴克洛都被这意外的侵犯所激怒，扑过去和埃德加打斗，牧师雷蒙德要求“以神的名义，叫他们把剑都放下”。阿斯顿责问埃德加：“谁带你来的”，埃德加说：“我的命运，我的权利”，雷蒙德为了避免危险，就把结婚契约拿给埃德加看。埃德加看到露契亚的签名，埃德加愤怒达到了极点，并把爱情的信物戒指丢还给露契亚，用剑诅咒她的变心。阿斯顿等要他滚开。埃德加把剑丢弃后，说“要杀就杀”，并怒骂露契亚，大家劝他还是快快离去。

极度的烦恼和痛苦使露契亚像枯萎的玫瑰一样，跪下向神祷告：“请拯救他，这是可怜女人的最后愿望。”露契亚向艾丽莎说：“我很害怕真想一死了之。”接下去是合唱，其中有阿斯顿与巴克洛的咒骂，还有艾丽莎、雷蒙德对露契亚安慰等等。第一场在韦尔费拉格要塞中荒废的厅堂里。令人恐怖的狂风暴雨之夜，音乐中幕启。埃德加从阿斯顿城堡回来后坐在幽暗的煤油灯下，独自沉思，他在回想已经破碎了的恋情，哀叹着自己的命运。阿斯顿出现，在两人的二重唱中，阿斯顿告诉埃德加，露契亚正在洞房花烛，以此来激起他的愤怒。两人相约黎明前在雷文斯伍德的墓园决斗，谈妥之后他离开了这里。

第二场阿斯顿家城堡大厅。露契亚与巴克洛结婚之夜。众人合唱《在可贺的婚礼之曰》新婚夫妇已经回到房中，而参加新婚宴会的众多宾客，直到夜深仍在歌唱喧嚣不已。这时疲惫不堪的雷蒙德上场，他请求大家安静下来，雷蒙德惊恐地唱着《在露契亚的房间》，告诉大家露契亚已经发狂，在新床上用剑杀死了她讨厌的丈夫巴克洛。

(雷蒙德，露契亚，诺尔曼，阿斯顿)众人们进门一看，面孔象死人一样苍白的露契亚身穿白色睡衣，披头散发，手握利刃微笑着问：“我的丈夫在哪里”后露契亚唱起了有名的咏叹调《香烟袅袅》，她开始唱道：“我听到了他那甜美温存的声音，我终于属于你，”。露契亚的精神崩溃了，好象是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心里仍然念念不忘地顺口说着恋人埃德加的一切，反复表达了她对埃德加的爱。人们听了之后都对她寄予无限的同情。阿斯顿虽然想责备她，但听她倾诉着：“神把你赐给我，让悲伤的泪水流淌吧，我将在天上为你祈祷。”最终昏倒在地。看到她那可怜的样子，这时阿斯顿也深深懊悔自己欺骗了妹妹，感到痛苦不堪。

第二场月光照耀下的深夜。雷文斯伍德的墓地。右侧是石制的十字架，左侧是灵堂。埃德加在墓地沉思，已经失掉一切希望地唱着《不久即将和人世诀别》：“祖先的坟墓哟，我是这个不幸家庭中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人，啊，把我也埋葬进去吧！不久这个墓园就是我隐居的家。”自从他失去露契亚之后，一心就只想死去，他现在只盼望能成为阿斯顿剑上的铁锈。他要让露契亚知道，有一个人因想念她而离开人世。这时从城中走来的骑士们经过这里，他们告诉他，露契亚发疯后一直在寻找埃德加，埃德加听后决心要见露契亚最后一面。不久，隐约传来通告露契亚死讯的钟声。雷蒙德前来通知埃德加：“露契亚已经走了。”这时埃德加唱出了咏叹调《你张开了升天的双翼》：“噢，我亲爱的美丽的灵魂，我已飞向神你的身边”他拔出短剑，刺进自己的胸膛死去。

幕落

三、...脂+拉美夫定,不是先天性,是否可以不吃药了

病情分析：你好，看你说的情况，这时是有患了乙肝的病情，那看这时有抗病毒治疗两年多的时间了，那看你这次的化验结果，乙肝病毒含量只是稍微高一点，这时看到问题不大的

意见建议：那建议你这时可在化验一下肝功能看看也好，如果说肝功能的化验结果也是正常的，那到可暂时先不用做治疗的，定期复查也好，然后平时在生活和饮食上多注意保养就好的

四、中铁十局海外最长隧道项目落地拉美

图1：钱凯港口效果图

当地时间11月19日，中铁十局在秘鲁中标钱凯港口工程隧道和连接道路EPC总承包项目。该项目合同总额约1.33亿美元，工期24个月，包括一条长1.8公里的隧道和4.8公里的连接道路，是钱凯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年一剑，功夫不负有心人

图2：2019年，现任中铁十局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学民在秘鲁检查工作

2015年，中铁十局提出“海外优先”发展战略，制定了未来3年拉美地区营销额翻一番的目标，主要领导多次到前方调研指导，画路线、定蓝图。

图3：拉美分公司检查组到钱凯港口项目现场调研

“隧道项目前后跟踪历时5年多，我们经营、生产双管齐下，国内外、前后方互通联动，才与该项目‘牵手’成功。钱凯港是天然深水良港，据了解，仅一期建成后港口年吞吐能力就达100万标准箱及600万吨散货，不仅是秘鲁重要的门户港，也将成为太平洋沿岸最有影响力的物流中心之一。我们期待通过参与该项目建设，全方位展示企业综合实力，实现更大滚动发展。”中铁十局拉美分公司党工委书记孙孝辉表示。

图4：钱凯营地项目整体施工情况

近两年，中铁十局在钱凯中标了防波堤等3个项目，正在实施的钱凯营地工程和已经提前完工的洞门工程，顶住了疫情及资源紧张的双重压力，实现了“以现场创市场”，为下一步高质量实施该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和技术经验。

滚动发展，民生之路越走越宽

图5：中铁十局在秘鲁向当地技术学院进行捐赠

进入秘鲁市场以来，中铁十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通过发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专业优势，同步聚焦医疗、教育民生工程，促进当地居民就业，助力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一条双赢的滚动发展之路。

图6：中秘员工在海拔近4500米的塔克纳道路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合影

“我们在秘鲁参与实施的道路（含桥梁等）项目累计有15个，涉及改造和新建道路近1800公里。正在实施的梅尔加学校改扩建项目，总建筑面积近3.6万平方米，建成后能容纳1000名学生。目前正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新建当地最大的一座医院，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编制床位310张。”中铁十局拉美公司总经理占宏坤介绍。为确保医院快速建成，缓解当地紧张的医疗资源局面，中铁十局派驻15名中方管理人紧盯普诺医院项目建设。

图7：秘鲁当地媒体《今日中国》推特报道中铁十局捐赠防疫物资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中铁十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钱凯社区4000户低收入家庭捐赠近14万元生活物资。居家隔离期间，向300多名外籍员工发放近5000双防护手套、1万只口罩、1000瓶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图8：中铁十局在秘鲁在建项目分布（截至2020年3月）

“像我一样在中铁十局工作的当地管理人员有300多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失业、也没有少发一个人的工资。”中铁十局秘鲁区域人力资源管理经理TATIANA认为“中铁十局是值得信赖的中国企业。”

逆势而上，秘鲁市场未来可期

图9：秘鲁片区施工现场防疫设施检查

“今年以来，我们经受住了疫情严重、人员紧张、资源匮乏等多重考验，年内在秘鲁累计中标7个项目，合同总额约3.9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0%，创5年来秘鲁市场最好成绩。中标隧道项目，这给公司上下决胜全年目标打了一针强心剂。”中铁十局拉美分公司副总经理柳林说。

图10：中国驻秘鲁大使梁宇（中）肯定中铁十局在秘生产经营工作

从无到有、从点到面。近5年来，中铁十局通过发挥在拉美基建和能源矿业领域十余年积累的建设及运营经验，提出“做深做透”秘鲁市场的目标，全方位扩大合作，纵向提升管理，横向拓展市场，基建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秘鲁也成为中铁十局在拉美市场的新支撑。

图11拉美分公司检查组在矿山项目现场调研

现在中铁十局正在大力实施“海外双优”战略，将重点围绕产业、产融、产银相结合的项目，加强与金融机构、上下游企业、跨国公司合作，共筑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在投资、建设、运营方面取得突破，推动海外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一批又一批中铁十局海外人

不畏艰险开拓创新

勇当共建“一带一路”开路先锋

大疫之下，做到了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供稿：中铁十局拉美分公司图文：余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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